在十四世纪末的地中海，那些阳光和煦的冬日里，威尼斯的港口大概是最繁忙的地方。商船满载着将要运往东方，或者刚从东方运来的货物在码头穿梭，珠光宝气的商人们一面监视着调度，一面仔细地记下每一笔进出的账目。鹅毛笔沙沙作响，作为现代商业萌芽期的资金募集者和使用者，这些威尼斯商人已经意识到一本详细清楚的账目对生意成功是多么关键。经济学家在回望这段历史的时候大概会这样评价那些纷繁琐细的工作：它们为交易建立了一种量化的观察渠道，通过账目不仅能准确追踪资本的走向，还能分析出利润率，指导后续的投资。社会史学家甚至赞誉道，没有早期商人发明的记账方法，就没有后来的工业革命。

但身处历史转折中心的威尼斯商人并不会预测到那么长远的未来，他们的出发点很简单，就是让每个投资人得到公平的回报。最开始的时候账不难算，出港前集资，回来之后分红，一次航行就是一单生意。到后来贸易变得相当频繁，一艘航船携带的财富可能来自十几个人，然后被卖给几百个人，这几百人当中的几十人可能又二道贩卖，所得的金钱又投到另一艘船的货物上，被另外几百个人买走……那最初的十几笔钱后来流向了哪里？那些最初的投资，几经货物－金钱的转换之后要怎样折算成财富，来衡量是赚是亏？记账问题随着交易的扩大变得关键起来。

于是一种新式账本在懂得变通的威尼斯人手中开始流行。一位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修士兼数学家，达芬奇的好朋友Luca Pacioli 在自己的著作中详细介绍了这种新方法：把账目分成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三大类，每一笔交易的货物或者款项都归入相应的类别。每一类都包括两栏，“借”和“贷”，标记着货物或者款项是流入还是流出。比如某家人凑了300块金币给一条船，那么在这家人的账簿上，负债类的“借”一栏填300金币，资产类的“贷”一栏填300金币，表示资产以借出的方式减少了300金币。然后这条船的账簿上，资产类的“借”一栏填300金币，所有者权益的“贷”一栏也填300金币，表示流入的这300金币的资产是来自它的所有人。这就是和单笔记账不同的地方：每一笔交易都要填两栏，一栏“借”，一栏“贷”，交易各方的账簿集中起来借贷的总和要相等。这就是沿用至今的复式记账法。

复式记账在追踪财富流动上的优势很快显现了出来。不管是谁的账簿，资产都恒等于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总和，每一笔财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借贷记录中变得清晰。但是，有“好事”的当代经济学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难道非得是复式记账法而不是别的什么吗？毕竟从理论上来说，一定还有别的同样高效准确的计算方法，为什么在威尼斯出现的是这一种，并且那么强健地流传至今？

这些好事的家伙抓着这个问题不放，一路追到了神经生物学家的后院里。之所以找到神经生物学家，是因为他们也对人怎样做出各种决策感兴趣。既然会计的目的是通过算账来帮助商家做决策，经济学家就顺着这条藤去摸瓜，找到了一些在恒河猴身上做的实验，并且惊奇地发现猴子的大脑运作方式竟然和人类的会计方法有相似之处。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华盛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合作得到的发现。Shadlen 和Newsome 教授想知道，在做决定的时候大脑神经元放电有什么规律。他们设计了一种视频图像，上面有一些雪花点，通过电脑编程可以控制这些雪花点的移动方向。他们让一部分雪花点向左移动，另一部分向右移动。当这两部分的比例接近时，看上去就是一片混乱，仿佛没有什么可辨认的图像；但如果有意加大向左移动的点的比例，肉眼就能感觉到一种向左运动的图像，反之向右亦然。

在实验中，猴子在感知到图像移动时虽然不会说话，但经过训练会把眼睛转向相应的方向，这样实验员就能知道它们是否做出了正确选择。Shadlen 和Newsome 记录下了猴子从看视频到正确转动眼珠的整个过程中的神经信号。他们发现被激活的神经元有一部分位于主管视觉的脑区，还有部分来自指挥眼球运动的脑区，这很好解释。但除此之外，他们发现了另一群神经元的“神秘”活动。这群神经元介于主管视觉和主管运动的大脑皮层的中间地带，它们在视频播放结束猴子还没转眼睛的这一小段间隔期里仍然保持活跃，而且活跃的方式既不同于视觉神经元，又不同于运动神经元。

Shadlen 和Newsome 通过仔细的数据分析，发现这些神经元的活跃度和一个数值成正比：由于视频是反向运动的雪花点组成的，在猴子脑中的视觉区就有两组不同的神经元分别被激活，各自负责感知一个方向的运动。把这两组神经元的活跃程度相减，所得到的差值正好和“神秘”神经元的活跃度成正比。也就是说，向一个方向移动的点比相反方向多得越多，两组视觉神经元的活跃度就相差越大，“神秘”神经元也就更强烈地放电，激活眼球向正确方向转动。

这件事有点出乎神经生物学家的意料。因为凭直觉猜测，通常会觉得视觉区两组神经元的活动会相互抵消，剩下没抵消掉的就决定眼球转动的方向。但大脑没有选择这种看似更节省能量的方式，而是让一个“第三者”来记录它们同时活跃时的差值，用第三者来指挥决策。

神经学家还在咂摸这个发现的奇妙之处，身后的经济学家已然心下一凛了——这多像一个复式记账的策略啊。复式记账通过监视借贷是否平衡来决定是否采取下一步经济行动，具体措施视二者的差值情况而定。在神经系统中，感知一个方向的视觉细胞为“借”，感知另一个方向的细胞为“贷”，借贷平衡则“第三者”不动。当借贷差值越来越大，平衡被打破，“第三者”就通知眼球转动。那么，难道……难道复式记账法的出现是一种顺应人类生物学特性的必然结果？

单凭这么点实验就下结论为时太早，而且也显得牵强。但经济学家对这些知识的兴趣只是个开始，他们跨界研究神经生物学并非出于无聊，而是有更深的原因的。

在复式记账兴起的年代，大规模的合伙贸易改变了人们对财富和交换的看法。社会中出现了不依赖于单个人的组织团体，买卖过程中也不一定有实物的交换，经济行为因此有了抽象意味。我们原先凭着进化赋予的生物直觉来和具体的个人打交道，而面对一个复杂的社会团体网络，这种直觉越来越不起作用。在文艺复兴时期对理性的追求蔚然成风，人们尽力超越直觉，探索依赖客观标准认识世界的方法。复式记账法虽是无意为之，却也顺应潮流，成为了理性的战利品之一。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人们对经济学的认识也是从具体到抽象，数学模型逐渐占据了各种理论的山头。可是到后来，特别是经济危机几度爆发的近一百年间，经济学家受到了不少抨击。人们对数学模型的信任度在打折扣，因为从来没有哪个模型能成功地预测某一次危机的到来。在学界一片探索的目光中，有几束重新集中到了被抽象成数学变量的人类行为上来。也许我们把人类的行为简化得过于简单了？是否在建模的时候，要把人类的生物本性也考虑进去才比较有预见性呢？既然组成各种社会团体的基本单位是一个一个的人，那么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在市场中的行为也不会完全脱离人的生物因素，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怎样考虑这些生物因素对经济策略的影响。

神经经济学是近些年迈出的探索性的一步，不知道它将带来经济学的新突破，还是对纳税人的一次失责。不过不管怎样，两个看似遥不可及的领域互相碰撞，也能碰出意想不到的思想火花。复式记账法和大脑工作原理竟然有相似之处，这个发现本身就够让人好奇的，不是吗？就算最后没能真正改变经济学，能开启新的研究方向也未可知呢。

（已发表于《时间线》2012年9月刊，标题有改动）